選擇善良，其實很困難
有時候，我們沒有做壞事，只是因為沒有機會、沒有權力，或者害怕受到懲罰。
這和主動選擇善良，還不是同一件事。
柏拉圖在《理想國》裡講過一個「蓋吉斯戒指」的故事：一個人得到一枚能讓自己隱形的戒指，從此做任何事都不會被發現，也不必承擔後果。
問題是：當沒有人看見，法律也抓不到你，你還願不願意做一個正直的人？
這個故事提出了一個很不舒服的問題：我們遵守規則，究竟是因為相信正義，還是只是害怕代價？
因此，老K特別敬佩其中一種人：曾經走錯路，卻願意承認錯誤、承擔後果，最後重新選擇人生方向的人。
例如古天樂。
他少年時曾因涉及搶劫案入獄，後來卻長期投入慈善與偏鄉教育。
這不是說，做一些好事就可以把過去一筆勾銷。
受過傷害的人，也沒有義務因此原諒。
真正值得敬佩的是：一個人可以不再替過去辯解，也不把自己永遠困在過去，而是用後來幾十年的選擇，證明自己不只是當年那個犯錯的人。
不過，人變壞通常也不是一夜之間的事。
名利未必會使一個人變壞，卻可能讓原本約束他的力量逐漸失效。
以前害怕被發現，後來有人替他掩護；以前害怕失去名聲，後來發現權力可以控制輿論；以前做錯事還會睡不著，後來身邊的人天天告訴他：「大家都是這樣。」
第一次違背良心，會不安。
第二次，會替自己找理由。
第三次，就變成了工作流程。
亞里斯多德認為，德性不是天生固定的，而是經由一次又一次的行動，逐漸成為習慣。反過來也是一樣：善良可以練成習慣，推卸責任、說謊與傷害別人，同樣可以練成習慣。
老K甚至覺得，惡也有一種「尸位素餐式」的版本。
這種人不一定主動策畫壞事，也未必享受別人的痛苦。他只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不願意判斷、不願意負責，也不願意改變。
上面叫他蓋章，他就蓋章。
長官叫他抓人，他就抓人。
制度要他說謊，他就照著公文念。
出了事情，他再說：「我也沒有辦法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」
這就是鄂蘭所談的「平庸之惡」。
邪惡不一定總是張牙舞爪。有時候，它穿著制服、坐在辦公桌前、填好表格、準時下班，而且始終認為責任在別人身上。
當整個環境都在做壞事時，想做一點好事，反而會變得非常困難。
在台灣過去的威權時代，公開要求民主與自由，可能換來監禁、流亡與黑名單。
我們不必同意施明德、許信良或李敖後來所有的政治立場，才能理解他們那一代人曾經付出的代價。
在那種環境裡，不反抗的人未必邪惡，因為恐懼是真實的；但是那些明知道會失去工作、家庭甚至自由，仍然選擇不說謊的人，讓我們看見了另一種善良：
善良不是心情，而是願意承擔代價的選擇。
有些人做了傷害別人的事，心裡其實也會害怕，所以去燒香、拜佛、捐錢，希望抵銷一點罪惡感。
但燒香拜佛本身不是問題。
把宗教儀式當成道德折價券，才是問題。
真正的懺悔，不是希望神明忘記，而是自己停止傷害、承認責任、設法補償，並且不再重複。
康德會認為，只因為害怕處罰才不作惡，還不能算是道德上的善。真正具有道德意義的行動，是即使沒有獎賞、沒有掌聲，也仍然因為尊重人、尊重應當遵守的原則而去做。
今天生活在台灣，我們其實相當幸福。
這個社會當然不完美，也不是每一個人都善良。但至少多數時候，我們可以批評掌權者、拒絕不合理的命令、幫助別人，而不必因此付出牢獄或流亡的代價。台灣目前仍被國際自由評比列為自由社會。
甚至連咖啡店裡拿筆電占位、去上個廁所，回來時東西通常都還在，都反映出這個社會仍存在一種基本信任：
多數人即使有機會，也不會隨手拿走不屬於自己的東西。
真正值得珍惜的，不是我們每個人天生都很好。
而是我們還擁有選擇善良的空間。
善良不是從來沒有犯過錯，也不是因為膽小而不敢作惡。
善良是：
當你有能力占便宜，可以推卸責任，甚至確定不會被發現時，仍然決定不把別人當成自己獲利的代價。
